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衡量社会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该系数处于0-1的区间内，数值越大，表明居民收入分配越趋向于不平等。国际上，一般将基尼系数0.4作为“警戒线”。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发现基尼系数的数值逐年攀升，并于1998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这表明，我国收入差距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与初次分配相对应的所得分配制度，以及与再分配相对应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由所得分配制度拉开的贫富差距远大于由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后所缩小的贫富差距。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收入差距扩大。

首先，从初次分配制度领域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分配制度也从原本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改革开放之初，分配制度的改善较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巨大动力。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基尼系数直线攀升并一度接近0.5，由初次分配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造成这一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很多因素。

比如，资产升值。近几年，房产价格飞速上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重新划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原有的高收入者由于拥有或投资房产进一步获得巨额利润。而真正拥有刚性需求的低收入者面对高涨的房价大多只能“望楼兴叹”。因此，近两年来，财产性收入差距构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比如，腐败致富。腐败所得收入，没有纳入国民收入范围，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以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做法对腐败收入没有任何作用。腐败收入具有非正规性、非公平性的特殊性，并能够规避国家税收。

其次，从再分配制度领域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再分配制度得到完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其缩小和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是税收制度。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为辅的税收体系。这种税制在充分发挥收入功能的同时，弱化了所得课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此外，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目相对单一，用于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的累进税率只针对“工资和生产所得”，而对于主要拉开贫富差距的“其他个人所得”并未施用累进税率。因此，即使我国已开始实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但至今成效不够显著。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资金逐年扩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比例仍然较低。此外，现在的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使用效率偏低。就社会保障而言，收入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城镇居民是资金的主要受益者，但对那些真正需要社会保障来改善生活的低收入人群，仍然力度不够。这让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来缩小因初次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再分配功能，在实践中打了折扣。

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如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建议：

一、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切实有效打击腐败行为。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一定漏洞，其中一些漏洞给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此外，简化行政程序、细化行政审批规则、减少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也能够有效抑制腐败发生。

二、施行全面累进税率，形成综合性的税收体系。建议我国的税收体系逐渐从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这将有助于实现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此外，还应当严格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细化“资本”税目，使高收入者的每一项收入都能对号入座，并征收相应税收，避免因税目单一而使高收入者“合理避税”；对于低收入者，施行“负所得税”，为低于某一收入标准的群体提供基本生活补助。

三、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促进社会保障形式的多元化。在逐年扩大社会保障基金对低收入者覆盖的同时，对社保资金进行有效的管理将增强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将更多的主体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中来（如商业保险机构），以实现多元化的保障方式。这不仅可以通过竞争来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质量，同时可以建立个性化的需求服务模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