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胸验肺”到“断指自证”“小人物”助推社会公正》，这是2009年12月20日新华网一篇文章的标题。喜欢看新闻的人一瞧就明白：“开胸验肺”指的是张海超，为求证自己尘肺真相，铁心“开胸验肺”；“断指自证”指的是孙中界，好心遭冤枉，选择断指誓证清白。两位河南籍青年农民工的悲怆之举让世人震惊，前者虽然唤醒了全社会对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关注和维权行动，后者让被诟病已久的“钓鱼式执法”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助推了社会公正。“草根”一族选择自残乃是无奈之举，如此助推何等悲怆！

在中国，一批里程碑式的“小人物”案例影响和促进了一系列法律条令的修改。一些所谓的标志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法制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5年的佘祥林案，到今年张海超和孙中界，牵涉到的对象无一不是“草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维权行为最终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促进了相关法治建设，无疑积极有益。但是，如果注目 “草根”族付出的昂贵代价，甚至包括生命，难免让人顿感悲壮，不忍卒看。善良的人们一定会追问：社会法治建设的进步，难道就一定要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人们或许依然记忆犹新。2003年，媒体如此评价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启示人们，如果法律和制度不与时具进的话，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个事件推动了中国民主和法制向纵深发展。孙志刚之死无疑让人们见识到社会生态繁荣之下的龌龊乃至险恶。孙志刚之前，不知多少普通人成了收容制度的牺牲品，如果孙志刚不罩着大学生这个“天之骄子”的光环，如果媒体没有报道，如果网络没有普及，如果中央领导没有批示，很可能泥牛入海无声息，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逝者长已也，再怎么拔高死者之死的意义，于死者个体而言，已经毫无意义。而事件对伤者或受害者以及他们的亲人造成的心伤，恐怕永远无法修复。

2005年12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在谈到煤矿死难与发展代价时，当记者问到为什么工人愿意接受如此低的工资、如此危险的条件，而不奋起抗争时，何祚庥先生语出惊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此言可堪振聋发聩！“不幸”可能言重甚至偏激，但是，如此惊诧之言是否折射着生活底层“草根”们的悲情生活，值得深思。

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是，毋庸讳言，孙志刚倔强赴死、佘祥林被冤入狱、张海超“开胸验肺”、 孙中界“断指自证”，一个个“草根”的悲剧，不但说明了现行法律的缺陷、日常执法的失当，更大的意义则在于凸显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国人还需要在很多方面下更大的决心。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需要一种政治参与、一份责任担当，但是，如果出现这么一种境况：在面对不公时，公民在积极捍卫权利的同时却要付出伤亡的代价的话，那么，国家的各级管理者就应该认真反思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