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据新华社报道，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资源攻克重大科研项目，无疑将加快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据报道，重提“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令国人引以为傲的项目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二是有助于补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多个“软肋”。科技创新需要的巨额成本往往使中国企业望而却步。据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企业销售总收入的0.84%，而发达国家至少在3%以上，差距十分明显。三是“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都是采取了“举国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进行攻坚。

客观上说，对于少数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确实有必要以国家计划的方式，集中优势资源，组织科研团队进行攻关，但是，如果期望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举国体制”则有可能导致欲速而不达的效果，甚至阻碍科研创新。

首先，科研“举国体制”可能加剧学术行政化。当前，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行政力量主导科研资源的配置，重大科研立项由行政领导决策,项目开展由行政领导挂帅,成果也由行政评审。这导致的严重问题是，科学研究违背基本学术规律，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在科研中蔓延，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学术不端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重提强调科研“举国体制”，几乎可以肯定将加剧学术行政化。原因是，举国体制从根本上是计划体制，而计划体制需突出行政权威。如果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由行政领导说了算，专家、学者听命行政领导，即便短期获得某些成绩，从长远看，难以持续发展。有人列举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论证“举国体制”是“国际体制”，这显然无视美国和日本的科研管理并不是我国这样的学术权和行政权不分的行政管理模式，而是存有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机制。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重点投入（政府购买）某项重大研究，但研究的组织是由科学家自主进行，行政部门和官员将尊重科学家的决策和管理。更重要的是，“举国体制”只适用于少数重大研究，科研机构、企业、大学的科研活动并不在“举国体制”之列。

其次，科研“举国体制”可能挤压企业科技创新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主要应依托企业创造活力，以企业为主导推进科技创新（尤其在民生领域），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统计显示，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缺少核心技术，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蛰伏在最低端。

出现这种现象，与我国科研脱离社会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闭门做科研）、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有关，更与一直以来采取的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做科研的科研体制密切相关。而现在的思路却是，企业创新活力不足，要由举国体制来“补强”，这样的做法实则是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科学研究确实需要真正的“举国”——在国家而言，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在科研活动管理而言，要实行学术本位管理，排除行政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与影响；在科研与企业发展及竞争能力方面，要给每个企业自主创新的空间，逐渐将企业作为科研创新的主导力量，这才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基本的土壤。我们注意到，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在谈到“举国体制”时，指出要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不知这“新型”，究竟是何含义，是否包括学术去行政化、建立学术管理新模式、发挥企业在科研创新中的作用？

根据2006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纲要》中，较少涉及“改革”的内容，更多只谈“发展”。而众所周知，我国科研的核心问题不是“发展”，而是“改革”——革除科研管理的行政化弊端，进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从目前的报道看，“举国体制”似乎强调的只有重点投入、整合资源、快速提升，这样的科研思路在过去已经见得多了，可效果又如何呢？这值得好好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