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温江3000多人的村子，在出去打工的青壮年里，却有100多人因为抢劫，沦为抢劫村。将原因归于贫穷绝对正确，因为抢劫肯定比正当劳动来钱。但这样的归因却是片面和浅薄的。穷不是必然抢动的理由。我们需要寻找更深层的原因来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

其实，温江村并非个个案，类似以村为单位的高犯罪率现象屡见不鲜，有卖淫村，诈骗村，行乞村等等。新闻报道中认为抢劫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乡村教育的凋敝。但如果简单将乡村教育不足理解为学校教育缺失同样流于简单草率。和学校教育相比，社会教育对个人素质，价值追求和道德取向的培养和塑造同样重样，甚至更加重要。一个人可以不上学，却不可能不从周围环境中受到影响。

无论是一般道德还是传统观念抢劫都是令人不耻的行为。温江不是天然的贼窝，村民更不是天生的贼胚。村民的群体异变必然存在一个邪气压倒正气的发展演化过程。与邪气步步高涨相伴的必然是社会教育的全面失守。而农村基层组织的孱弱则是社会教育失守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职业的多元化，流动的增多增快，农村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化，原本已为人民公社制度取代的农村传统社会组织和道德体系更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留下的社会组织和教育空白急需现代农村基层组织去填补，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当前有一种说法，现在农村计划生育也好做了，取消农业税后也不用收税了，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打着村民自治的大旗，农村社会教育问题说好听点是自力更生，不好听就是自生自灭。农村基层组织基本上无所作为。村民在急速变迁的社会现实和不同价值观剧烈冲突面前，既失去传统道德的约束，也得不到现代价值的营养，只能被动接受身边人和环境缺乏稳定性和建设性的影响。运气好的，或客观条件优越，或村领导有方，发展成了文明村，示范村。运气不好就可能走偏沦为抢劫村，卖淫村，行乞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