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其中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等内容。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表示，新“24孝”行动标准与旧“24孝”形成对比，就是想告诉大家，时代的脚步在不断向前迈进，“我们对‘孝’文化的理解，既要传承又要有创新”。(8月14日《新京报》)

旧“24孝”尽管充斥着某些封建说教和荒诞迷信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子路百里负米”、 “朱寿昌弃官寻母”等故事所传递的亲情观至今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闻之令人动容。相反，细读这24条新的“孝”标准，却很难让人产生崇高感。诸如“每周给父母打电话”、“支持单身父母再婚”等究竟应该算是为人子女的“底线伦理”，或者父母的合法权利，还是能够上升至“百善之先”的“孝”的地位，都还有待商榷。

因此，如果硬要说新“24孝”的发布有什么意义的话，窃以为，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借助这新旧标准的对比，凸显“孝”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衰微。这一点无疑令人担忧。

那么，一向重视“孝悌之义”的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行孝难”的窘境？“每周给父母打电话”何以能够忝列“24孝”？对此，有人将这归咎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大，父母与子女往往身处两个城市，甚至相隔千里。地理上的距离使得子女无法时时“侍奉左右”；有人将其怪罪于森严的户籍壁垒，人为地制造了父母与子女的隔离而无法团聚；还有人声称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工作和生存压力惹的祸，“房奴、车奴、孩奴，逼得人们只能没日没夜地努力工作，而无暇于父子的情感交流”。

问题是：“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难道需要很多时间吗？“教父母学会上网”对于现代子女来说不是举手之劳吗？为什么总是父母牵挂子女主动挂电话，只有父母为方便与子女联络积极学电脑，而鲜见子女主动为之的呢？

笔者始终认为，子女之于父母是否尽孝，关键还是要看其个人内心是否留存有感恩之心，是否懂得“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真正意味。若有，则无论客观环境多么逼仄，总能够抽出时间聆听父母的往事、与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否则，无论我们将“孝”的标准降得再低，也总会有人找出各种理由、借口推诿、搪塞，那种“同居一屋、形同陌路”的亲情悲剧我们看得难道还少吗？

如果说，物理上的空巢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悲剧”，那么尽量减轻父母心灵上的“空巢感”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承担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24孝”的发布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反躬自省的镜子。对着这“24条”，查漏补缺，从今天起做一名“每周给父母打电话”的“孝子”，其实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