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最有力的利益调节者和行为纠偏者。伦敦除掉“雾都”之名，《清洁空气法案》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理当带头。

雾霾再次袭城。1月份以来，第四次侵扰京城的雾霾顽固“盘踞”，28日、29日北京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29日，北京市政府决定立即启动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应急减排措施：暂定即日起至31日24时，公务用车停驶30%；规模较大的排污企业停产；停止各类施工工地土石方、拆迁作业和露天施工作业，停止所有渣土运输车上路行驶；降低燃煤污染排放。

客观层面看，治理雾霾，如与天斗。北京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一旦气象处于大气静稳状态，空气中污染物就不易消散。而冬日供暖，又进一步加剧了空气中污染物的积累。但在主观层面，治理雾霾，也是与人斗。雾霾浓重，完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未必胜天，但是，人定可以纠偏。减少北京总体污染物排放量，空间巨大。

北京实施更加严格的应急减排措施，是治理雾霾的应有之举。所有社会活动，其目的最终都要归于增加人的福祉。当公共健康遭遇严峻挑战时，社会治理的最大价值就是激浊扬清，捍卫基本生存环境。

雾霾非一时之效即可驱除。更彻底地治理雾霾，需要长期的、战略性投入。其中，最重要的投入是责任。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意识到“同呼吸，共责任”的事实，人人都应勇于成为责任主体。

政府之责在统筹。优化城市布局，科学划分区域职能，摈弃以恶化环境的巨大代价谋取短期利益。实际上，治理雾霾，涉及到城市规划、环境养育、工业、建设、机动车等诸多方面，这也就意味着治理雾霾需要多方面的利益调整。利益调整的平衡，空气清洁的战略化，不仅需要政府决心和力度，更需要强化法治。法治是最有力的利益调节者和行为纠偏者。伦敦除掉“雾都”之名，《清洁空气法案》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理当带头。

企业之责在履行公共义务。国产油品质如何？脱硫率如何保障？油品有没有改善空间？户外作业是否遵循环保规定？真相不能藏之柜中，而需要公之于众。治污减排、空气清洁是最典型的涉及所有人的公共事务，因此，一方面需要对排污企业施以重典，另一方面需要跳出一般商业运作规范，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式的强制性信息公开标准。只有信息公开，才能解释公众之惑，企业才会更具有公共义务意识，从而成为治污的一致行动人。

个人之责在强化环保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既是环境的消费者，也是环境恶化的成本支付者。在这方面，无人可置身事外。改善空气环境的最终出路，就在于公民治理。公民治理，既包括良好环保习惯的养成，也意味着对于环保的积极参与。个人环保意识越强，企业的外部监督就越大，政府治污能力也就越强。环境保护，离不开超出利益盘算的社会合力。

公共事，公众做。面对雾霾的一次次侵袭，现在，已是所有人展开行动，激浊扬清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