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辖区筛查重性精神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该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督导和扣分。为此，有些社区通过义诊或、突击筛查，来征集线索。（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筛查精神病患，竟搞“指标摊派”，委实令人大跌眼镜。据了解，该筛查行动，并非临时起意，而是“686”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的一部分。它意在编织覆盖面广的治疗管理体系，强化对精神疾病的防控救治。

鉴于精神病患的“双重境遇”——多存在自知力缺陷、心理障碍，还会因家境困窘、受歧视等而生存维艰；同时，他们也是“定时炸弹”，尤其是重症病患，难以自控，或有暴力伤害倾向。因此，排查精神病患，建构防治网，发挥“社区康复”效用，很有必要。

着眼于治理末梢的基层，多方联动，主动排查、救济精神病患，而非任其自流，颇具善意；可筛查之时，还层层下发指标，并据此考核，却陷入了“量化窠臼”，太过僵化，也缺乏科学性。

中国疾控中心2009年曾发布数据称，我国重度精神病患人数已超1600万。在此语境下，“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型精神病患”，兴许是低于实际比例。而摊派此指标，意图或在于，将排查任务诉诸“数目字”安排，以增强执行力。

可问题是，精神病发病率，统计依据是全国范围内的普查，而精神病患并非“均匀分布”，存在区域差异。不同社区的重性精神病患占比不一样，一刀切式地立指标，未免有失偏颇。可以想见，在硬性指标的压力下，某些社区难免会被“卡死”，不得不“凑人数”，这或助长“被发病”“被重症”的乱象。

对精神病患“逢病必治”，固然重要，但它不该成“没病找病”，而应是在缜密排查的基础上，发现一例治一例。若社区的重性精神病发病率超过2‰，那就算完成了“指标”，也未必没遗漏；而有的社区，确实一个重症精神病患都没，总不能让其做“无米之炊”，“变戏法”变出几个来。

督促社区定期随访或逐户排查，挺好，可迷信“指标”，却忽略了社区的“地情差异”，易让筛查变得教条化、形式化。更何况，对精神病患而言，量化指标下的治疗，未必就奏效。他们更需要的，是针对具体病情的公共服务供给，是对症的救助治疗。

精神病指标摊派，委实不合理，它指向的，是“泛指标化”的误区。在当下，“泛指标化”已蔚然成风，从善款募捐到行政收费等，指标摊派现象很是严重。为理清政府与社区的职责权限，河北省民政厅还曾规定，基层政府不得向社区硬性摊派任务。

说到底，精神病患筛查，要的是“无遗漏防治”，而非人数“多多益善”。“有病推定”下的指标摊派，抖露了“泛指标化”之弊，也难免激起一摊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