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腐败案例的大数据已经形成。这个大数据，反腐部门掌握的应当是最权威最全的。媒体的数据分析毕竟局限于公布的简单数据，因而也很难进一步深入分析提炼。

针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公布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情况，有媒体进行了大数据整理分析，从地域、领域、级别、年龄等提取了一些腐败特征。这种分析是有益的，至少让人们对这些“老虎”“苍蝇”有更具象的认识。

然而，这样的工作如果是由反腐部门来做，如此分析就过于粗浅。毕竟地域、级别、年龄的分类，对于反腐并无实质性的价值。对于反腐部门来说，最需要的，仍是从这些数据中找出腐败的新特点、新情况、新形式，进而上升到理性、规律性的认识，找到治腐规律，化为反腐决策，才是正道。

目前媒体的大数据分析，有一条比较有价值，这就是贪腐形式。比如，“受贿”有超过七成案例提及，被提及次数最多，成为第一贪腐形式。因为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也非常多，超过一半案例提及。还有7起案例中被查处人员存在道德败坏和生活腐化原因，等等。这就容易逼近腐败的本质，找到治腐的对策。

如今，谁拥有了大数据，谁就抢得了先机。谁善于利用大数据，谁就可能成为王者。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腐败案例的大数据已经形成。这个大数据，反腐部门掌握的应当是最权威最全的。媒体的数据分析毕竟局限于公布的简单数据，因而也很难进一步深入分析提炼。对于反腐部门来说，反而有这方面的便利。这样的大数据整理分析工作，不仅应当做，而且应当科学地深入进行。

一切腐败现象背后，都有其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起作用，都有腐败的共同“密码”可寻。找到这个密码，我们就无异于找到一把反腐的钥匙。我们常说，腐败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进行大数据的科学分析，既是要找到治本之策，也是走向治本的重要一步。

由此，我们所需要的数据定性分析，就有了诸多问题先导。比如，第一次腐败是什么形态，什么时候由量变到质变，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发现，腐败有些什么样的新情况，被发现是偶然还是制度的力量，制度反腐有什么样的漏洞，什么样的制度建构才能对这些腐败情形及时响应？诸如此类的定性、定向研究，才有反腐价值。

腐败被称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在于它总是不断突破现有制度的束缚，不断诞生新的形态。反腐，只有立足于源头治理才能铲除其土壤。显然，源头治理，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来源于实际，来源于那些腐败分子用自己的腐败轨迹提供的数据和事实。面对这样的数据和事实，我们应当珍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才获得的，我们更应当用好这些数据，为源头治腐提供更多滋养。如此，我们才会少走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