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考“独木桥”如何变为多条桥
王旭明先生是个可人。从前做教育部发言人的时候,有权发言,却不想发言,一发言就不靠谱。眼下做了语文出版社的社长,没权发言了,却总是发言,一发言就靠谱。眼下,他又发言了,力推高考改革,认为高考改革的关键,是改掉统一考试的独木桥。希望能在2020年,取消统一高考。
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是1952年以后确立的。当初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科举的意味。考生只要通过高考,进入大中专学校,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因此,这样的高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有选才,还具有社会稳定的功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一下子就把社会从“文革”那种混乱的局面中稳定下来,其政治价值要更大一些。然而,高考的弊端恰好也在于此,这个制度,是国家行政的产物,政治价值高于教育价值。在计划经济时代也许是合适的,但却很难适于市场化国家。
自从大学不再包分配,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实际上是将他们推向市场之后,统一的高考制度更加暴露出其难以适应时代的弊端。高考指挥棒的存在,使得中小学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根本推不动,无论怎么改,最终还是回到应试上来。高考制度也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比如考试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的变动,一些省市自主考试,以及近来一些重点大学小比例的自主招生改革等等。的确,如王旭明先生所言,这样的改革,无非是在试图把“独木桥”变成“独金桥”或者“独银桥”,但一桥的性质没有变。大学招生录取考试制度,还是行政主导,而非大学主导。事实上,只要统一的高考不变,中国教育那种“标准答案”模式就无法改变,教出来的学生,就难以有创造性,难以适应当今变化莫测的世界,更不消说有竞争力了。
显然,鉴于中国具有1700多年考试历史的独特国情,大学录取的考试是不能轻言取消的。现在各级的考试机构应该保留,但是要变成独立于教育行政当局的独立机构。每年设置一到两个高考时段,每个时段一到两个月。考试的试题,由大学自己出,判卷也由大学自己来操办。考题考前统一发给各地考试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考试。一些性质和档次相近的学校,可以联合统一出题,统一判卷。在高考期内,学生可以在本地考试机构参加高考,随便你考几场。这样,独木桥就变成了许多个桥。关键是,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出题考试和录取,喜好文的,就偏文,喜欢理的,就偏理。如果喜欢有各种的特长,就可以出特长的题。于是,中学教育就是想跟,也没法跟,想揣摩出题的思路,也无从揣摩,应试教育自然瓦解。
显然,这样的改革,前提是大学需要自治,真正具有自主性。唯一的难点是增加了大学的工作量,需要出题和判卷。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难事,但是可以预计,这样的改革,推行起来依然有很大难度。最大的困难在于,相关部门是否乐意放权让利。因为,现在这种统一高考制度,是最容易实现部门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制度的改变,会令许许多多附丽于其上的机构,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改革改到今天,最难改动的就是利益集团,凡是涉及利益集团的事,无论大小,都难以推动,更何况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
所以,尽管王旭明先生热切渴望统一的高考能早日废除,但对这一改革,我想屈原的诗句最应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张鸣)
扩权比取消统考更关键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近日在媒体上发言,“期望2020年的时候,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加多样化的、更加便于人们选择的各种类型考试。”(1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
王旭明先生为取消统一高考设定了10年期限,但并没有描述“取消”的路径。而取消统一高考,难不在“取消”,恰恰在于有无各项配套措施,可分析一下取消高考所需要的配套措施,设立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高考改革本身。
从2003年开始启动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被认为是打破统一高考格局、为取消统一高考做准备的积极探索,至今已实践8个年头,参与试点的高校已经扩大到80所。过去8年间,获得试点权的高校确实在不断探索新模式,比如去年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五校推出自主招生联考,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但是这些改革,却未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有舆论呼吁,放缓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步伐。——如果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步伐放慢,那就意味着打破统一高考格局遥遥无期,取消统一高考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原因何在?就在于自主招生改革,只有高校的自主招生权一定程度扩大,却没有配套改革。具体包括: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由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教育为本、学术为本的管理,没有这样的配套改革,教育与学术的行政化很可能滋生自主招生腐败;招生录取方式的改革,由集中录取转变为各校自主录取,由现在每个学生在高校录取过程中,只能获得一张录取通知书,转变为同时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没有这样的改革,考生其实没有对大学的选择权,从而大学也无竞争的压力。事实上,由于没有上述两方面的配套改革,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一方面增加考生的负担,另一方面公信力饱受质疑。
但推行这两方面改革,难度何其之大!前者,要求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本就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话题;后者要求“教招考”分离,大学自主根据社会化评价考试、中学教学录取学生,这要求政府部门交出办学权、考试权,回归自身的管理本位。
那么,是不是如此一来,高考改革就陷入僵局呢?以笔者之见,只要扩大考生的选择权,甚至不用取消统一高考,这一僵局就将得以破局。简单地说,就是借鉴目前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模式,用现在的高考成绩作为学生申请高校自主招生的依据,高校结合考生的成绩、中学表现、大学面试考察结果自主录取学生,每个学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如此,高校将面临被学生选择的局面,推行内部管理改革、重视教育质量,就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当这种招生模式成熟,就可进一步改革高考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用学业水平测试替代。
去年6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发布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规划了2010年到2020年的高考改革路径,其目标恰好是2020年取消统一高考,用“学业水平测试+自主招生”模式替代。实行这一改革愿景,必须以扩大考生的选择权为基本出发点。而做到这一点,难题只有一个,高校愿意不愿意失去自己选择学生的权力,而变为被学生选择?在这种模式下,意味着包括北大在内的名校,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可能只有五六十人最终选择确认。就如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如耶鲁大学,报到率也不到70%,自由选择、多次考试、多次招生、多次录取,充分竞争成就了世界一流大学,也成就了有个性与创造力的学生。(熊丙奇)
' />从报道看,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只是王旭明对2020年中国教育诸多期望中一项,此外他还期望“设立民办教育司”、“教育不再功利”等,但为何舆论独独对这一项感兴趣?关键在于这项制度涉及到每个家庭,涉及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命运。
其实,王旭明所说的“取消高考”,是指改变高考“独木桥”现状,“搭建多座桥”以“解决根本的问题”。可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没有足以支撑人们信心的公平,即使搭起更多的桥也于事无补,这无非是给那些凭借种种资源率先过桥、“轻松”过桥的人以更多方便。所以,在期望搭起更多桥之前,不如先把眼下的“独木桥”管好,保证这座桥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运行。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公平、透明的高考制度并落到实处,任由一起又一起的高考丑闻冲击人们的心理底线,即便“取消高考”又能怎样?理想是如此美妙,充满了音乐与花香,但总有无法回避的现实提醒我们:与其闭上眼睛做梦,不如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
如果让我对2020年的中国教育有一个期望,我不敢期望太多,我只期望到那时能有一个更公平的高考,身处这片国土的年轻人,不会因出生地的不同而面对不一样的选拔标准;期望到那时年轻人能拥有相对来说差别不大的教育资源,不会因彼此“出身”而享有迥异的师资水准;期望那时候的高考不再局限于“分数”,而更多关注被教育者的人格与全面发展……我期待着,到那时不会再有大批乡间孩子因为无法接受同等质量的教育而不得不放弃高考,就此与那些“名校”中的同龄人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能做到这些,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 />教改的眼光需要跳出高考
王旭明提出的高考改革必须在外部寻找出路,固然是有道理的,但仅仅对于人才选拔和培养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大学招生设置了多种考试,每种考试仍然是标准答案,按分录取,仍然必须接受应试教育,那么,有看上去数量众多的桥架在那里,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呢?
“桥”控制在谁手上也很重要。在现实中,并非没有各种偏才、怪才。但是,不改变“过桥”的方式,在“独木桥”外搭建了其他桥,可能也轮不到他们来通过。比如,现在北大推出了推荐生制度,但这些学生需要由校长推荐,这就难免会造成“遗珠”之憾。
还必须指出的是,设“桥”不过是选拔过程,人才培养才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学在招生时,搭建了不同样的桥让考生过,大家兴高采烈地选择不同的桥,到了“对岸”后才发现,原来不管走哪座桥,通向的目的地并无两样,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呢?
笔者不反对王旭明提出的,以多样化的考试取代全国统一高考。但光在改革考试制度上做文章,眼界仍不够开阔。在将高考“独木桥”变成多座桥的同时,需要对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都进行脱胎换骨变革。(长江日报:李清)
高考需要简化而非取消
王旭明在教育界浸染多年,感受高考制度的弊端也不可谓不深刻,不过他期待到2020年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加多样化的、更加便于人们选择的各种类型考试”,未免过于理想化。
王旭明所说的“全国统一高考”,其实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因为高考试卷早就不统一,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的高考试卷截然不同,这些不同试卷造成的教育不公和录取不公暂且不论,单说取消“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就一定能消除教育积弊吗?
过去文革中取消高考,能不能上大学凭“群众推荐”,其实最终是个别领导决定。不能说推荐的人中没有人才,但无疑,一些无真才实学者凭关系上了大学,很多可塑人才却无入学机会,这显然不公平。现在,许多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借以弱化高考的作用,但自主招生中暴露的人情关系问题也正为公众所诟病。高考制度诚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显然,取消高考制度恐怕比不取消带来的问题更多。如果取消高考,许多名牌高校必成为手握社会资源者暗箱操作的盛宴,许多普通家庭子女将可能痛失人生机遇。所以,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公平的录取制度的时候,“取消高考”最好连议题也不要列入。
既然高考还不能取消,剩下的就只能是改革高考;但怎么改呢?这须由教育的目的进行反向思考。
…… >>>详细(大众日报:周学泽)
取消高考的前提是高考功能的保留
如果取消高考,人才如何选拔,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如何保证?这是人们所关注的。其实,仔细阅读王旭明的文章,就会发现其所谓的取消高考只是取消统一高考,其本意是,高考的正面功能应该保持,但高考因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暴露的弊端,是应该改正和完善的。或者说,他认为的取消统一高考其实就是对高考形式的改进。
这种旨在完善高考的建议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王旭明并未说出取消统一高考的前提是什么,只是抽象地说,高考不能轻易取消,一定要有各项配套措施跟上。虽然具体的高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在提出目的和期待时,很难直接提供详细的建设性意见,但在讨论取消统一高考时还是应将其前提界定清晰一些,哪怕这种清晰是一种方向上的清楚。只有方向清楚,路径才可能正确。
取消统一高考的前提是什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持高考选拔的双重功能:实现阶层的流动,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当代大学生。无论高考的改革是以怎样的方式取代现有的独木桥式的考试,第一个需要保持的就是选拔的公平。任何有能力的人,或者是综合素质突出,或者是所谓的偏才,只要他们的才能的确是社会需要的,就应该有相应的机会让他们实现向上的流动。此前,北大校长推荐制之所以争议不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机会对于那些农村的非重点中学的孩子而言,是不公平的。
……?>>>详细(燕赵晚报:乾羽)
期望2020年有一个更公平的高考
从报道看,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只是王旭明对2020年中国教育诸多期望中一项,此外他还期望“设立民办教育司”、“教育不再功利”等,但为何舆论独独对这一项感兴趣?关键在于这项制度涉及到每个家庭,涉及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命运。
其实,王旭明所说的“取消高考”,是指改变高考“独木桥”现状,“搭建多座桥”以“解决根本的问题”。可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没有足以支撑人们信心的公平,即使搭起更多的桥也于事无补,这无非是给那些凭借种种资源率先过桥、“轻松”过桥的人以更多方便。所以,在期望搭起更多桥之前,不如先把眼下的“独木桥”管好,保证这座桥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运行。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公平、透明的高考制度并落到实处,任由一起又一起的高考丑闻冲击人们的心理底线,即便“取消高考”又能怎样?理想是如此美妙,充满了音乐与花香,但总有无法回避的现实提醒我们:与其闭上眼睛做梦,不如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
如果让我对2020年的中国教育有一个期望,我不敢期望太多,我只期望到那时能有一个更公平的高考,身处这片国土的年轻人,不会因出生地的不同而面对不一样的选拔标准;期望到那时年轻人能拥有相对来说差别不大的教育资源,不会因彼此“出身”而享有迥异的师资水准;期望那时候的高考不再局限于“分数”,而更多关注被教育者的人格与全面发展……我期待着,到那时不会再有大批乡间孩子因为无法接受同等质量的教育而不得不放弃高考,就此与那些“名校”中的同龄人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能做到这些,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新华网:李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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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明在教育界浸染多年,感受高考制度的弊端也不可谓不深刻,不过他期待到2020年能够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更加多样化的、更加便于人们选择的各种类型考试”,未免过于理想化。
王旭明所说的“全国统一高考”,其实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因为高考试卷早就不统一,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的高考试卷截然不同,这些不同试卷造成的教育不公和录取不公暂且不论,单说取消“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就一定能消除教育积弊吗?
过去文革中取消高考,能不能上大学凭“群众推荐”,其实最终是个别领导决定。不能说推荐的人中没有人才,但无疑,一些无真才实学者凭关系上了大学,很多可塑人才却无入学机会,这显然不公平。现在,许多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借以弱化高考的作用,但自主招生中暴露的人情关系问题也正为公众所诟病。高考制度诚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显然,取消高考制度恐怕比不取消带来的问题更多。如果取消高考,许多名牌高校必成为手握社会资源者暗箱操作的盛宴,许多普通家庭子女将可能痛失人生机遇。所以,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公平的录取制度的时候,“取消高考”最好连议题也不要列入。
既然高考还不能取消,剩下的就只能是改革高考;但怎么改呢?这须由教育的目的进行反向思考。
我们教育的目的极其清晰,就是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遵循这一教育目的,教育改革首先应保证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而当前教育的一大弊端,是复杂的考试内容及沉重的作业负担,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其次,教育改革要保证多出创新型人才。现在很多学生死记硬背、死搬硬套,很会考试而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这直接引发了“钱学森之问”。
培养既身心健康又富创新精神的人才,当前最具实际意义的教育改革或许就是简化考试,尤其是简化高考。只要能简化高考,其他中考和日常考试包括日常教学及作业布置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多一点空闲锻炼身体、修养心性。简化考试重在简化考试内容,要把那些死记硬背知识性考题全部淘汰掉,而代之以能考察学生创新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的题型。像语文和英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能说会写,为此高考是不是考虑只考作文加口试;且全民考英语似乎也没必要,是否设为选考项目,只让有志于从事翻译、国际交流的人们去考;数理化考试也应跳出题海战术,多注重能力考察。
高考内容若能简化,期待全国能一张考卷。现在各地考卷不一,同一高校各地录取名额也不同,即使存在录取不公也难以取证。考科目少的说自己综合素质高,考科目多的则说少考几门也能练“综合素质”——谁比谁高,还是一张卷最清楚。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所谓以“更加多样化的、更加便于人们选择的各种类型考试”取代高考,可能会为某些人走关系大留方便之门——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招生,何必多此一举呢?
' />如果取消高考,人才如何选拔,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如何保证?这是人们所关注的。其实,仔细阅读王旭明的文章,就会发现其所谓的取消高考只是取消统一高考,其本意是,高考的正面功能应该保持,但高考因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暴露的弊端,是应该改正和完善的。或者说,他认为的取消统一高考其实就是对高考形式的改进。
这种旨在完善高考的建议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王旭明并未说出取消统一高考的前提是什么,只是抽象地说,高考不能轻易取消,一定要有各项配套措施跟上。虽然具体的高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在提出目的和期待时,很难直接提供详细的建设性意见,但在讨论取消统一高考时还是应将其前提界定清晰一些,哪怕这种清晰是一种方向上的清楚。只有方向清楚,路径才可能正确。
取消统一高考的前提是什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保持高考选拔的双重功能:实现阶层的流动,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当代大学生。无论高考的改革是以怎样的方式取代现有的独木桥式的考试,第一个需要保持的就是选拔的公平。任何有能力的人,或者是综合素质突出,或者是所谓的偏才,只要他们的才能的确是社会需要的,就应该有相应的机会让他们实现向上的流动。此前,北大校长推荐制之所以争议不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机会对于那些农村的非重点中学的孩子而言,是不公平的。
此外,还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书之所以会被读死,很大原因在于学生在读书时只是单纯地背诵知识,学习知识,缺少知识与实践的结合,缺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深入,缺乏公民意识的修习与养成。而事实上,人们提高认知能力的方式既要有阅读和学习,也要有实践和行动。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学生才能对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娴熟的运用。
高考不能取消,但统一高考的方式可以取消,继之以一种或几种更合理的考核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其原则是一致而且稳定的:保证选拔的公平,保证人才的流动;引导学生重视实践和行动,让学生成为具有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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