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仇和到李金华，从张宝庆到潘岳，个性官员向来是舆论关注和青睐的焦点，借盘点60年建国成果的由头，近日中新社对近年来涌现的个性官员现象进行了一次盘点，称中国涌现越来越多“敢说狠话敢说真话”的个性官员。(9月21日中新社)

敢说狠话敢说真话——这是媒体盘点个性官员时给他们贴的标签，也是个性官员留给公众最直观的印象。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定位和期待，是对个性官员最浅层次、最形式化的审美。

毕竟，无论是说狠话，还是说真话，这些都停留于说的层次，再狠的话，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姿态，是个性的外在显现，也只是让人们过了过耳瘾和满足了一下感官的刺激，迎合了一种浅层次的愤怒情绪。狠话过后，问题依然存在；真话之后，病症丝毫未变；人们都停留在狠话、真话营造的快意氛围中，停留于话语风暴的精神幻象中，忘记了真实问题的解决。一番消费“官员狠话”的媒体狂欢后，一番大呼过瘾的亢奋和高潮过后，问题纹丝不动，只留下了一堆话语泡沫。

所以，对于个性官员，不仅要听他说什么、观赏他们痛斥社会问题的优美剪影、沉浸于他们那些让人听来很解气的狠话中，更要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比如在经济适用房腐败问题上，不仅听官员痛斥“六连号是政府丑闻”，更要看他为防范这种腐败做了哪些努力，为治理这样的腐败问责了几个官员。比如对于敢说话的仇和，不要总盯着他批评什么，更要看他随后的动作，做了多少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实事。个性，更要体现在行动实效上，通过实质性行动一点一滴地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官场陋习的消除，而这是“狠话”和“真话”做不到的。

对个性官员之“个性”的关注，更关键的要体现在他们的制度努力上，就是能不能通过个人的个性推动促进制度的进步。也就是，个性要致力于制度建设，而不是一两次话语风暴。相比于痛斥性的狠话，制度建设常常不那么引人注目，不那么有新闻性，不那么迎合人的观感，但真正能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却是这样点滴的制度建设。比如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近一两年就不像前几年那么动辄站到舆论前台痛斥污染问题了，而是致力于进行一些制度方面的推进，比如推动战略环评的立法，推动流域审批的规范等等——可这样的制度努力，却常常没有以前的“痛斥”那么引人眼球了。这就需要舆论能更深层次地理解个性，将个人之个性与制度联系起来，毕竟政治不是表演，它需要制度化地解决实际问题。